毛泽东时代的常委和常委会（袁晞）

摘要：

资本家的忧虑并非无中生有。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央发布的各项文件，甚至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然而，天津解放之后，宣传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正确政策的教育未能及时跟进，实际工作中亦显现出诸多“左”倾倾向。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他们对未来前景感到迷茫。解开这些思想上的束缚，准确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对于工人、干部以及资本家而言，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

本文节选自《林蕴晖学术生涯》，原载于《百年潮》杂志1998年第6期。

1949年4月，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代表党中央到天津视察，着力纠正当时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倾向——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解除资本家担心共产党将发动工人对他们的剥削进行清算斗争的疑虑。他在同天津资本家座谈时，曾说过“剥削有功”的话。这曾是高岗用来散布流言；猛烈攻击刘少奇的一发重型炮弹。党内不少同志也曾认为这句话是少奇说“走了火”，“不够妥当”。

但是，历史档案清晰地记录，诸如“剥削有功”的言论，少奇同志在不同场合曾多次提及。同年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5月19日在北京市干部会议上的发言，8月28日于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乃至1950年1月23日与安子文等人的谈话中，仍言及：“现今，剥削被视为拯救之道，禁止剥削则被视为教条主义。我们必须正视剥削，甚至欢迎剥削。工人渴望资本家剥削他们，唯有如此，他们方能维持生计。今年，关内难民涌向关外，东北的富农对他们进行剥削，他们感激涕零，心怀庆幸。”身为一位具备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党中央领导人，刘少奇不辞辛劳、反复向党的各级干部阐释这一理念，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绝非偶然的言语失误。

为明史实，需从头讲起。

进城后首要任务

1949年伊始，随着平津战役的胜利指日可待，党中央迅速对接管平、津的具体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经决定，彭真将担任北平市委书记一职，叶剑英则出任军管会主任并兼任市长；黄克诚则肩负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的重任，黄敬则被任命为市长。毛泽东主席明确指示，平、津两市的接管工作将由华北局全面负责，并指定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先行抵北平，承担起先遣任务。薄一波在回忆中提及，他在启程前曾专程向中央请示。毛泽东主席特别强调，城市接收工作的核心是接管官僚资本；对于民族工商业，必须给予充分的保护，确保接收过程中“原封不动”，使其能够恢复生产，逐步发展。做好城市工作，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同时也要与民族资产阶级保持紧密团结，建立长期的统一战线；当前阶段，我们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而非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在与薄一波的交谈中，更多地讨论了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重点在于如何充分利用私营工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积极作用，迅速恢复并发展生产。这些重要的思想观点，最终被写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

中国共产党虽诞生于我国现代工业的枢纽城市上海，其阶级根基植根于工业无产阶级，然而，它长期处于农村的环境中，党员队伍中亦不乏出身于农民小生产者。在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其使命在于打击土豪劣绅，分配土地。旨在消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改革，不可避免地带有平均主义的倾向。这些理念与行动，在城市生活中，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随之融入了城市工作的方方面面。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当八路军收复山西的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时，便出现了随意劫掠物资、抢夺机器的现象，这对工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收复张家口的过程中，许多干部随意进出城，随意抢购物品，其中有些人甚至陷入了贪污腐化的泥潭。到了1947年11月攻克石家庄之际，类似的乱拿物品的行为依然时有发生。起初，此现象局限于搬运公共财物，随后竟演变为对私人财产的劫掠，甚至煽动城中的贫民参与其中。情势愈发严峻，不得不实施戒严措施，甚至动用枪决手段来遏制这股疯狂抢夺的风潮。此外，随着城门的打开，外地机关络绎不绝地派人涌入抢购物资，而周边的农民也纷纷趁着这股风潮，准备涌入城市抢购。河北的邯郸、河南的焦作、山西的运城等地均曾出现过此类现象。普遍存在着混淆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差异，将“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错误地照搬到城市中，进而对民族工商业造成了破坏。

于是，在1948年4月19日，薄一波特地向中央提交了一份专项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留下了批注，严肃地指出：“在城市或乡镇中破坏工商业，这体现了农业社会的错误观念，其本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坚决抵制。”这一切都表明，攻下城市之后，能否准确界定封建剥削与资本剥削之间的界限，并切实落实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这不仅关乎城市生产事业的快速恢复与繁荣，更是共产党进入城市后面临的首要重大考验。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自我们接管城市的当天起，我们的视线便应聚焦于该城市生产事业的复苏与拓展。我们必须警惕，切勿陷入盲目摸索，以致忘却了中心任务。决议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工业经济中位居第二，其力量不容小觑。革命胜利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应充分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若有人认为此刻即可摒弃对资本主义的限制，这种观点纯属谬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体现；反之，若有人主张对私人资本主义实施过度的限制，甚至迅速消灭之，以步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同样是错误的，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错误倾向。

民族资本家之虑

1949年的天津，工商业蓬勃发展，总数接近四万家。其中，仅从事生产的工业企业就超过万家，汇聚了数十万勤劳的工人；而北平的私营工厂同样吸纳了三万工人。社会上众多必需品，从食饮、服饰到日常用品，无不依赖于他们的辛勤劳动。这些私营工业构成了社会上一股强大的生产力。然而，自天津解放以来，资本家普遍感到恐慌与消极，他们纷纷准备收场、关门停业，甚至筹划逃离。究其原因，在于天津市军管会自市政府成立以来，数月间，无人负责人对此类资本家给予关注——无论是亲自接见、与之交谈、倾听他们的声音，亦或是协助他们解决难题。部分领导人甚至认为，与资本家有所接触，便等同于“立场摇摆不定”。

《天津日报》每日宣扬工人阶级的优越性，而对资本家则常持批判态度。资本家在与国营公司交往的过程中，往往不仅无利可图，甚至需承担亏损。以唐山启新洋灰公司为例，解放后，该公司与国营贸易公司签订了为期半年的收购合同，负责供应其生产的洋灰。然而，随着物价的上涨，合同中约定的价格显得过低，若继续履行合同，资本家将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同样，当地华兴纱厂与国营贸易公司签订了八个月的供应合同，国营贸易公司提供棉花，华兴则将生产的纱布出售给对方。尽管纱价大幅上涨，但合同价格并未调整，导致贸易公司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而华兴虽未亏损，但盈利也十分有限。此外，税收部门在征税时，仍需按照市场价格进行。类似的情况还有，天津久大盐业公司的盐因销售不畅，经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后，得知可运往山东临清销售。久大公司遂将盐运至临清，但当地国营贸易公司见状，便设法对付久大。结果，国营贸易公司降低盐价，导致资本家的盐难以销售，最终亏损严重。这些事件使得天津地区的资本家纷纷抱怨不已。某些工人团体专注于教导工人如何与资本家展开抗争，强调工人需明确分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以及如何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资本家的恐慌感日益加剧。

“所有城市的核心问题，便是如何有序、有计划、稳妥地恢复生产。若此问题得以解决，则其他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否则，一切讨论都将无从谈起。”进入四月，华北局向中央详尽汇报了平津两地工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指出除了城乡交流受阻、外贸中断、原料短缺、产品积压、通货膨胀等因素外，未能妥善处理公私、劳资关系也是一大突出问题。工人和店员误以为我们默许了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在天津解放的一个月内，就发生了53起清算斗争事件。【转换失败】：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根据天津的统计数据，私营企业的开工率尚不足三成。这一状况亟需得到有效改善。

种种迹象表明，迫切需要向工人、干部以及资本家阐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确立的城市方针，以消除工人队伍中存在的模糊观念，并缓解民族资本家所感受到的疑虑与不安。

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之中，毛泽东委派刘少奇赴天津进行实地考察，以便就地妥善处理相关问题。

1949年刘少奇天津访问

剥削辩证观

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李烛尘、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柒卿、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支、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兼天津分行经理资耀华、仁立毛呢厂总经理朱继圣、恒源纺织厂董事长兼经理边洁清、寿丰面粉公司经理孙冰如、天津市商会理事长毕鸣岐，以及劳笃文、王翰庭等在华北乃至全国都享有盛誉的天津工商界精英，还有部分中小工商业者参与了此次座谈会。

在讨论会上，资本家提出了一系列疑问：私营工商业是否能够继续存在，共产党的政策立场如何？在恢复生产和经营过程中遭遇原材料短缺，政府是否会提供协助？以及政府对劳资关系的基本立场等。

一是国营经济；二是沿着合作社发展道路的小农经济；三是规模较小或中等的资本主义经济。然而，在这三者中，似乎遗漏了规模较大的资本主义经济。李烛尘等人对此表示了关切。宋棐卿表示：目前我们规模尚小，但仅需再等两年，随着发展壮大，届时便不会再被轻视。一旦我们壮大，恐怕便会被淘汰，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失去一席之地。换言之，不知何时，他们的企业可能面临被取缔和没收的命运。

二是，他们虽坦然承认自身为资本家身份，却对自诩为剥削者的事实感到忌惮。周叔弢曾言：“我有子嗣二人，均为共产党员。纵然我身涉剥削，却并无心成为资本家。我追求的，不过是‘工业建国’的理想。我的启新洋灰公司，经营已逾数十年，因其盈利，我又创办了华兴纱厂，并在大冶设立了另一家洋灰厂。如今，我已拥有三家工厂，正筹备开设第四家。然而，心中却不禁涌起一丝苦涩。”倘若我开设的工厂愈多，我所剥削的劳动者便随之增加，终至沦为一名显赫的大资产阶级。随之而来的罪恶亦将加剧，一旦遭到清算，恐怕难免面临严厉的惩罚。

他们不知出路。

资本家的忧虑并非无端而生。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央颁布的文件，甚至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加之天津解放后，宣传党在引导民族资产阶级方面的工作未能及时跟进，实际举措中亦显现出不少“左”倾倾向。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他们对于未来前景感到迷茫。解开这些思想上的束缚，正确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对于工人、干部乃至资本家而言，均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共产党在开展思想工作时，其独特之处在于能够根据不同情况，运用恰当的方法解决问题。刘少奇便是在“剥削”这一概念上，巧妙地展开了他的论述。他曾言：

如今，不少人对提及“剥削”一词持有顾虑，然而剥削却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即便工厂背后拥有成千上万的股东，作为他们的代表，你作为资方的一员，理应承担起在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的责任和义务，哪怕是一分钱亦属剥削。面对这一事实，我们唯有坦然接受。然而，若因“剥削愈甚，罪恶愈深，需受审判，乃至枪毙”的念头而心生苦闷，则大可不必，这种观念实为谬误。

剥削与否，非由你们所定，亦非工人所能左右。“剥削的本质，实为社会制度所塑造。”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抑或资本主义社会，若你不剥削他人，他人便会剥削你；即使你不愿剥削，也难以避免被剥削的命运。此非个人意志所能左右，而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所决定。

资本主义剥削手段的兴起，取代了封建主义的剥削模式，这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无疑是一次重大的飞跃。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在其早期阶段，确实展现了其历史性的贡献。在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的发展将生产力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其功绩不容小觑。

至于我们是否应当立即废除资本主义的剥削体系，这取决于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实现这一变革的历史性条件。就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而言，中国共产党具备消除资本家剥削的能力，然而我们暂不宜采取此举。原因是，“我国生产力尚未充分发展，相对滞后，目前并非私人资本主义工厂过多，反倒是数量不足。当前，不仅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有其合理性，而且我们亟需其发展壮大，扩大规模”。

“革命中自然是无产阶级排在首位，他们无畏且坚定地斗争，农民也值得肯定。但在城市生产方面，你们的重要性无可替代。”

面对当时工人失业、经济衰败的现实，以及资本家对过度剥削导致罪恶加剧的担忧，刘少奇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发展的迫切性。他进而指出，现时的资本主义剥削并非有“罪”，而是具有“功绩”。

具体说的是：

当前，众多失业的工人呼吁资本家恢复生产，他们期望的是能被雇佣，哪怕是经历一番劳动剥削。少奇直言不讳地对宋棐卿说：“换言之，你若能雇佣他们工作，支付工资，即便是在剥削他们，他们至少能获得一份工作，不再面临失业之苦。”他继续指出：“你目前仅剥削一千多名工人，若能扩大到两千甚至两万人，那将更为理想。对于工人而言，受到剥削总比无人问津要好。虽然剥削伴随着痛苦，但相比失业，痛苦至少是一种存在，能够保障他们的生计，让他们不至于饿肚子。”半饱胜于无食。。”周叔弢听后，我又言：“若能创办第四、第五、乃至第六座工厂，那对社会贡献将更为显著，你的功绩也将愈发卓著。”理由是，“你们成功搭建起工厂，并全力以赴地管理好它们，这对于提升社会生产力无疑具有重大贡献。”总之，“如今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功立业的关键时刻，我国的资产阶级并非暮气沉沉、腐朽没落、反动保守，而是正处于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青年时期，拥有无限的发展潜力。”

实则，刘少奇的话语并未就此落幕。他紧接着阐述道，新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设有制约。例如，“公私兼顾”便是这一限制策略的体现，国家经济需兼顾私人经济之发展，而私人经济亦应顾及国家经济的利益；“劳资两利”亦属此类限制，旨在推动私人资本的成长，同时亦不可忽视工人生活的保障；税收政策，同样属于这一限制范畴。至于迈向社会主义，那将是数十年后的课题。今日资本主义之演进，并未构成对未来实施社会主义的阻碍；实际上，在私人资本主义得以进一步繁荣的基础上，向社会主义迈进的速度有望加快。

资本家对于社会主义充满忌惮。他们质疑：是否可以回避社会主义？少奇明确回应，必须推行社会主义。这是必然的选择，不容置疑。

提问者继续询问：究竟该如何着手？刘少奇回应道，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实现社会主义必先推翻资产阶级，进行资产阶级的改造。而在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不必采取革命的方式对待你们，而是可以通过新民主主义的进程，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就是所谓的和平过渡。”

可见，剥削在历史上的作用，由进步到反动是一个发展过程；绝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抽象地反对一切剥削；在1949年的中国强调要欢迎剥削，正是为了创造最后和平地消灭剥削所必需的前提和条件。这才是刘少奇在天津同资本家谈话的全部内容，也是他对于剥削的历史辩证解说。高岗抓住“剥削有功”一词对刘少奇大加鞑伐，完全是一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阴谋伎俩。